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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瘟疫——不能“独善其身”的中国

时间:2020/2/29 20:58:46

临近2020年2月末,新冠病毒COVID-19终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突破了某个国际传播的临界点,正式成为全球大瘟疫(“pandemic”)。发展到今天,“主战场”已经从中国本土转移到其他国家。



过去一两月集体经历疫情的中国人突然可以用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看待这次事件了。

几点观察:

一、中国突然进入了新的阶段:外防输入的焦点可能转为境外

二、中国对COVID-19的应对标准在影响全球应对行为

三、中国的举国抗疫体制是其他国家无法模仿的

四、一定会有全球化的标准应对

五、COVID-19作为长期存在的全球传播病,使得疫苗研发更有可能落地

六、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七、可能引发全球政治变动

八、各国可在可能的范围内争相学习中国模式

九、中国可以且应当输出防疫能力与资源

再展开前,先看看这一两天发生的事件。

美股大跌。道琼斯此时下跌过千点,本周跌幅超过4000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暴跌代表了资本市场对全球瘟疫的恐慌及对前途的悲观。美国经历上次周期已经十余年,所有人都在问这次上升周期何时会结束。目前看,这场疫病很有可能正式结束美国这一轮周期,并使美国进入衰退。

WHO将COVID-19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目前中国境外已有4,351例病例

韩国单日新增确诊571例(超过中国大陆合计),全国累积确诊超过2300例。韩国疫情集中爆发地已俨然成为韩国的武汉,甚至可能成为韩国恐怖片《流感》中的盆塘市

意大利新增250个病例。多个国家暂停与意大利的航班往来。旅游业占意大利GDP的13%,预计意大利经济将受到重创。同时意大利也是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国家,疫病已经通过意大利传播到多个国家(包括南美/巴西昨天的首例,以及非洲人口最大国尼日利亚今天的首例等等一干国家

美国加州确诊了第一单颇为神秘的本地传播案例(无出境访问记录或相关接触史)。美国CDC一再表态称COVID-19在美国传播是“不可避免的”。Trump也正式对疫病做出回应,并委任副总统Pence统筹疫病防控。今天,卫生部一个“吹哨人”指出在接受撤侨人士时,相关人员没有获得足够的培训,同时设备不足,程序步骤有重大纰漏,可能导致病毒流入及传播

伊朗共有388宗确诊,死亡病例高达34例,并且有多位国家级别官员感染。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暂停了星期五祈祷。中东许多国家关闭与伊朗的航线

日本新增案例不多(14例),但宣布北海道进入紧急状态

这两天,有许多国家出现了首例确诊案例,包括立陶宛、斯里兰卡、比利时、荷兰、尼泊尔、新西兰、阿塞拜疆、北马其顿、阿富汗、爱沙尼亚等等

另外,仔细看其他国家的应对,还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也和各国的国情、能力有关。

1、日本:日本确诊病例的缓慢增长显然与日本的应对与检测方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今天确诊两名,其中一人是近期到日本大阪旅行的居民返台后出现症状求医确诊的,这说明日本可能已经有很多病毒在社区流传,疫情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日本的检测标准和口径最后肯定需要和全球进行匹配,不能说全球都在防疫,日本不防疫,像鸵鸟一样把脑袋扎在沙子里自欺欺人。最后诊断标准与全球匹配后,日本很有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真实案例浮出水面。所以,目前是个看不见的定时炸弹,它和1月上旬的武汉颇为相似。建议千万不要到日本去旅行。

2、伊朗:伊朗感染者中有多位国家级别官员,包括其副总统、驻梵蒂冈大使、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卫生部副部长、议会代表德黑兰大区医院等。高官因为职务身份显赫,患病就必须被披露。但是普通人就不一定了,有可能瞒报,也可能因为医疗条件限制无法确诊。总之,如果连高官都会染病,那普罗大众染病数量只能更多,而且可能是几何级数。伊朗的信息发布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因此系统性瞒报是有可能的。BBC刚刚获得一条来自伊朗官员的内幕信息称,伊朗已有210人死于新冠肺炎。

3、韩国:韩国的例子也很有特点,在于2300多确诊案例中,超过半数来自“新天地”宗教。这个宗教属于基督教/亚伯拉罕体系的新宗教,会员有20多万人。目前,只是对会员中有症状的人进行检测,就对其中80%确诊(构成了2300多案例里超过一半)。COVID-19的要害之处就在于无症状感染者也可以对外传染啊。韩国政府要做的当然是了解这个宗教团体的会员,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但这个宗教是个cult,被主流社会与宗教打压,一直非常神秘,不愿意与官方配合提供名单,并总认为官方调查是为了压制他们的宗教自由。因此,官方迟迟无法获得成员信息并采取行动。这种情形绝对是影响公众利益的,笔者只是想说,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在中国出现。韩国也将为此付出代价。最后,大邱市医疗资源非常紧张,很可能复制湖北/武汉初期的挤兑及崩溃,这就看韩国政府有没有能力应对了。

4、美国:金融市场反应巨大,股灾已经发生。未来不光是经济调整,可能是经济衰退。但在疫病防控上,确实很奇怪的状态。笔者昨天已经撰文《认识“平行世界”:美国的流感化与中国的SARS化》。但除了金融之外,美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应对措施,现在基本处于“躺倒”状态。联邦CDC的工作是在媒体上宣布疫情爆发已经不可避免。总统的工作是说各位请按流感的方式应对。左翼/民主党的工作是从政治上攻击总统的防疫举措。右翼/共和党的工作是揭露左翼/民主党把防疫政治化的险恶用心。总之,截至目前只有十余例本土确诊的美国还在等待和观望。

以下是我对最新形势的一些观察和判断。

一、中国突然进入了新的阶段:外防输入的焦点可能转为境外

之前我们的重点都是在国内。“内防扩散,外防输入”。这个外防输入,指的是非疫区不要在抗疫最吃劲的时候麻痹松懈,使得疫情从疫区输入。前两天武汉刑满释放人员进入北京并确诊就是重大防疫隐患。

总之,中国的关注点还在本土。

但现在需要意识到,COVID-19可能“再进口”:从海外——包括意大利、韩国、日本、伊朗甚至法国、德国、美国重新传播回来。首先就要考虑对疫情爆发地区如韩国、日本、伊朗是否采取限制到访过这些国家人员的进入问题(即对这些国家封关)。而这一定是有政治考虑的,譬如要考虑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合作关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对中国封关,诸如此类。

显而易见,这比在中国本土进行封城封省、限制人员流动更加复杂,因为它涉及对外关系。

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武汉/湖北到北京防住了。韩国到北京望京没有防住。

那一样是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全球化的疫病更难应对,这可能是更吃劲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从上到下对全球大瘟疫的情景是考虑不足的。

而从经济角度考虑,这就不是中华大地复工复产的问题了。全球都可能进入经济衰退。这势必会给国内经济带来更大的挑战。

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从全球而非本土的角度考虑COVID-19了。

二、中国对COVID-19的应对标准在影响全球应对行为

这个笔者在昨天的文章认识“平行世界”——美国的流感化与中国的SARS化已经提到过。

一个疫病最初大规模爆发的地点有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他的主观认定与应对。这不是一个医学或公共卫生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截至目前,全国确诊病例78,962,湖北以外13,048例。

死者2,791人,湖北以外109例。

109 / 13048 = 0.008,即千分之八。

这是一个比流感伤害性要强的疫病,但致死率不足SARS的十分之一。

笔者认为,这个病如果最初发生在美国,大概率被当成加强版流感处理,被埋没在各种呼吸道传染病中,最终不了了之。(即“流感化”)

这个病最初发生在中国,考虑到其属于冠状病毒,与SARS有相似性,又是新型,就会被SARS化处理,会按照最严格、保守、谨慎的态度应对(即“SARS化”)。

最初爆发国的态度与应对才是根本性。WHO的角色看似重要,实际上可能是辅助的,属于跟着摇旗呐喊。决定应对的根本是国家影响力及地缘政治。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按照SARS化最高级别应对。全球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了解COVID-19,也都追随,按照中国的标准去应对——“看看中国/东亚国家对这个病毒多么重视!它一定非常厉害!”敢去把COVID-19流感化的只有美国。

问题是,中国把公共健康放在第一位、举国应对的体制是其他国家“跟不起”的!

三、中国的举国抗疫体制是其他国家无法模仿的

笔者之前撰文如何结合中国看待各国政府对新冠病毒(COVID-19)的应对?,介绍中国在抗疫上具备的许多优势,除了体制外,从手机支付到电商及外卖这些经济、社会、技术、资源层面的基础设施都是抗疫的基础。许多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这些条件。

而由政府引领、举国动员的军事化抗疫行动更是其他国家不能想象、不能理解、不能效仿的。这包括瞬间冻结疫情地区的人员流动、短时间/阶段性冻结社会与群体活动(包括停工停产停学)、在最短时间内落实问责,替换问题官员、集中力量调配跨省医疗及物资资源援助疫区、利用深入到每个街道社区毛细血管的基层党政组织进行网格化抗疫、协同由上到下各种社会力量进行人民抗疫狙击战,以及在最短时间提出野生动物交易相关法律,甚至调动一行两会及金融机构对防疫战疫提供定向金融支持等等。中国全国上下就好比一个军事化管理的企业组织。其所采用的各种政治、立法、执法、经济、社会乃至舆论与道德动员手段不但是一般国家无法效仿,而且是永远无法想象的。

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获得更多的奥运金牌。但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推出举国体制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也是中国抗疫故事。

在应对COVID-19上,因为有了SARS的经历,又是面对带有不确定性的新型病毒,中国政府本着最大程度保护公众健康福祉的出发点,采取了最强劲的举国体制组合拳强力应对。

这些举国体制的措施是其他国家完全不可能效仿的。

笔者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比阿联酋或卡塔尔的酋长,在疫情之下,突然宣布组织100亿美元的抗疫基金,全球高价采购,给每个公民配备无限量的面罩、酒精、手套、防护服。有钱就是任性。他的举措是其他国家不能跟进的。

中国因为历史背景,对COVID-19按照最高标准对待,运用举国体制军事化“战疫”,这就给其他国家出了巨大的难题了。

一是中国这么重视,疫病应该确实厉害。我们肯定不能不重视啊。不重视不就显得我们草菅人命么。

二是中国这么重视,推出这么多政策,投入这么大资源,我们跟不上啊。(如果能跟上我早就上奥运金牌榜前列了)。

这是中国给全球出的“难题”。

四、一定会有全球化的标准应对

因为疫病全球化,最后诊断的标准、治疗、隔离、应对手段都会趋同。

所以像日本这样不大量对有呼吸道症状或有接触史的人进行诊断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不能大家都按照高标准检测,就你不检测。那大家只能增加对你国的不信任,封闭你国人员进入。

所以,至少在有一定医疗资源的中等以上收入国家,诊断应对标准会趋同。不会存在哪个国家通过不去检测、确诊而让病例隐藏的可能。

中国在一开始就设立了最严格的标准,迫使其他国家都只能遵循这样的标准。谁如果不遵循这样的标准,就会被国际社会唾弃。

五、COVID-19作为长期存在的全球传播并,使得疫苗研发更有可能落地

SARS在2003年夏天“神奇”消失。疫苗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只有疫病长期存在,才有开发的商业价值。

目前看,COVID-19已经全球扩散,并且由于其隐蔽多变的特性,还是很有可能长期存在的,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长期威胁。

这就使得疫苗的研发变得更加有意义,因为疫苗可以盈利。

发达国家的大型制药公司可能都会开始投入资源研发疫苗。公众最后要关心的就是疫苗是否价格合理,能够为普通人所担负了。

而在反资本主义、反大企业意识强烈的西方,对大企业通过疫苗盈利一定会高度怀疑。有可能在几个月后,他们就会认为COVID-19是WHO及制药公司制造出来的商业阴谋。而如果研发疫苗的是中国公司,我相信还会与反华地缘及意识形态政治联系到一起,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阴谋。

六、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COVID-19很有可能引发美国(终于)结束这一轮长达十年以上的上升周期,进入调整和衰退。

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COVID-19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打击都会在全球各地显现,其范围要多广有多广,从大阪的环球影城、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威尼斯的餐馆,到一家打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欧洲杯及背后的商业活动。全球疫情爆发之下,所有与人际互动相关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

正如中国正在亲身经历疫情阴影使得线下经济恢复困难一样,COVID-19成为全球大瘟疫,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到全球各地人们的情绪。

对于中国而言,这可能也是之前考虑到的问题。本来想赶紧结束疫情,复产复工,填补前几个月的损失。现在可能需要面对的是,全球进入经济衰退,中国面临一个更差的国际大环境。这对中国自身的经济恢复也提出了挑战。

七、可能引发全球政治变动

如果COVID-19在各个国家大规模爆发,有可能因为老百姓对政府抗疫不力,导致各国发生政治变动甚至动荡与革命。在政治矛盾本来已经尖锐、政权基础薄弱的地方,COVID-19可能是诱发政治变局的重大风险。

1)Trump可能因为经济衰退/崩盘、对抗美国疫情爆发不力而被诟病,最终一举下台。民主党意外的成为受益者。不夸张的说,这将改变美国的当代历史进程。

2)伊朗政权本来就岌岌可危,有可能因为疫情爆发而导致新一轮革命甚至下台。

3)日本:安培坐拥首相多年,也有可能因此下台。

4)法国的马克龙:黄衫革命做不到的,有可能可以让COVID-19做到。

5)韩国的文在寅:岌岌可危。

6)意大利:COVID-19一定可以和中国扯上关系。极右翼将是疫情爆发的受益者。

7)香港:反对派希冀的就是疫情爆发,然后诟病特区政府与建制派,籍此推动夺权。

各位可以把这个单子往下展开。笔者以为,各个国家政府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

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可能因为疫病爆发导致重大的政治变故。像伊朗、美国如果发生政治变故,影响一定是非常深远的。

假设COVID-19来自中国某个与野生动物打交道的人,那么这个人有可能意外的改写人类当代历史。这就是蝴蝶效应。

八、各国可在可能的范围内争相学习中国模式

笔者最早关注COVID-19就是从香港媒体开始的,从12月份就开始密集报道“武汉肺炎”。这个疫病更是激进反对派使用的社交媒体“连登”上的热门话题。

然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眼看着它在中国内地发酵,再传播到国外。到今天,已经抢占西方主要国家媒体头条。在美国,甚至盖过了美国大选。

而看各国际媒体的报道,都是“似曾相识”——重复中国一两个月前讨论的主题。如何去确诊;如何去收治;如何去隔离与防治,等等。都在走我们走过的老路。

COVID-19真的成为了全球大瘟疫。各国会发现,在抗疫上最可以取经的地方就是中国内地。

但这个老师是“超人”,采取了太多匪夷所思的手段,包括用六天时间建设火神山医院。

进行全方位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用实名手机号追踪个人过去30天的旅行史则更是超出一般国家的常识理解范畴。

各国会争相在自己可能的范畴内,学习中国模式。有可能中国是100分,第二名只是80分。全班平均分不及格。

就是要看看各国应对的能力水平,才能让我们的国民更客观地了解、理解我们的体制,

九、中国可以且应当输出防疫能力与资源

中国动用举国体制,已经基本在本土控制住了疫情。现在是“最吃劲”的时候,但中国政府的任务只是在防疫与恢复经济之间进行平衡。在防疫问题上,可以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而其他国家正在陆续陷入困局。而很多国家并没有应对COVID-19的资源与能力。

我们说讲述中国抗疫故事,讲述中国体制的优势,讲述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没有什么比在其他国家在疫情之下的关键时候伸出援手对增进中国的国际事业更有帮助了。

与香港这种白眼狼不同,大多国家会由衷地感激。许多国家还会改变对中国的认识。中国可以履行人道主义的职责与义务,同时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公关机会。中国应该积极协助其他国家抗疫,提供咨询,提供检测试剂及资源,派出专家队伍。当中国的制造机器全面开动时,在满足国内抗疫内需的前提下,还可以对外国提供必要的支援。

2020年的COVID-19发展进程可谓神速。第一阶段本土抗疫虽然尚未完成,但终局可期;我们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全球抗疫。全球化的21世纪决定了,中国即便是抗疫第一阶段的“优等生”,也不能“独善其身”,无论从防疫,还是发展经济,都需要投身到全球抗疫的事业之中。而这也是改善中国政府的国民认同、提升全球影响力、结交及巩固国际盟友的历史契机。